如果最爱我的那个人离开我怎么办？

最爱我的那个人，结婚前是父母，婚后是太太。是啊，最爱我的人是我太太，我最爱的人是我自己。不是讽刺，而是在我真正长大成熟以前，我最爱的人都是我自己。这个典型意义上的独生子女，自私无情的代名词。爱自己，却忘记了爱别人。

如果最爱我的那个人离开我，哪怕暂时地离开，我都感受到无尽的寂寞。那种寂寞是黑夜来临后的落寞，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寂寞，那种寂寞可以夺去一个哪怕自私的人的生命；

如果最爱我的那个人离开我，哪怕暂时地离开，我都感受到生活的无趣。就像飘零的浮萍，总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把自己锁闭在自我的狭小的空间，仍然可以感受那无意义的无聊和无目的的流浪；

如果最爱我的那个人离开我，哪怕暂时地离开，我都感受到无尽的遗憾。我会追忆那过往的熟悉的一切，试着拼凑那破碎的记忆碎片。Replay的影像记忆，完美的立体声音效，只会让我产生你在身边的错觉，却无法忘记你离开后我的痛苦；

如果最爱我的那个人离开我，哪怕暂时地离开，我都感受到生命的无意义。一个人的candle dinner，一个人的电影院，普通的笑话已无法打动我，而超级笑料只会让我习惯地面向你曾经做过的地方微笑。睹物思人，人已去，花已逝，满地飘零。

所有的一切都将无意义，都将无价值。黑色幽默的是，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却从来不曾担心过你的离开。过度的自信，无谓的自我膨胀，换来的只是佳人的离去。爱情已死，人性已死，就是你离开我最后的答案。所以，请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这个孤独的心灵。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报人程益中

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Panphilip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 “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 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 “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程益中 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4529_0.shtml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周末记者：傅小永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10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团队，现在你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会不会不甘心。
　　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他选择了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
　　他办体育画报，杂志虽小，格局却大。体育画报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凡是拥有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体育画报的这种建设性的努力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
接手体育画报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制作成本的中文体育画报。

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

人物周刊：一年多前，你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界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你所愿？在何种情况下，你会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而是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
　　人物周刊：对你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这个平台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到你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你在媒体领域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你是天生的带队者吗？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是个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是个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

人物周刊：你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理想的下一站？我也不知道，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边拍边播，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但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你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你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干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和力量因何而来？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说过“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你对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知吗？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对你来说，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和户籍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苯甲醇与我的臀肌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765

朋友让我双脚并拢，下蹲。我勉强做到了，但不得不踮起脚才行。朋友问，你小时候打过青霉素没有？疼不疼？我说我从不叫疼，母亲还夸我呢。然后朋友脱口而出：苯甲醇

听大人说，我小时候经常发烧，每次发烧只有打青霉素管用。现在我知道，由于太小，医生怕我哭闹，在打青霉素的时候，用一种叫苯甲醇的化学药物作为注射溶剂，能缓解疼痛。197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和我一样，接受过这种治疗方式。

大概从上初中时起，我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同学都笑我走路爱“晃”。我自己有时对着镜子走，却看不出不对劲来。

然而，到了体育场上，我的这种不同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切与下肢有关的运动，跑、跳、打球，我都不行。“不行”不是说一点都不成，而是比不过别人。所以大多时候，我是不爱上体育课的。最刺激我的一堂体育课是在大学，那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体育老师是篮球专业的，课上教大家“三步上篮”，连女生都学会了，我还是不会，体育老师把我揪出来，让我带球试一下，然后老师说你别带球了，自己跑一跑。跑完了，我听到一句漫不经心、对我却刻骨铭心的话：“你连怎么跑步也不会？”

回头想想，因为运动方面的缺陷，我一直生活在强烈的自卑中。这大概也影响到我的性格，只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自己未必意识到，正如我从镜子里看不出自己走路“晃”一样。我一直想找到原因，有时想是不是因为遗传，毕竟父亲在运动方面也不是很好。但这讲不通，因为我的亲弟弟体育好得很，差不多是个运动健将。

直到今天春节前，我才找到答案。

当时我跟一个医生朋友在一起，电视里放一个舞蹈节目，我无意中自嘲一句，我这辈子恐怕学不会跳舞了。听者有心，我的朋友让我站起来，让我双脚并拢，然后下蹲。我以前从没刻意做过这种动作，以为没有问题。然而我惊讶地发现，我蹲不下，勉强做到了，但不得不踮起脚才行。

之后，我的朋友问我，你小时候打过青霉素没有？我说打过啊。又问我打的时候疼不疼？我说我从不叫疼，母亲到现在想起来还夸我呢。然后我的朋友脱口而出：苯甲醇。

作为一种化学药物，苯甲醇作为青霉素溶剂，因为能起到麻醉效果，曾作为注射液广泛用于儿童。然而，临床上很快发现一种普遍的副作用：臀肌挛缩症。这是因为苯甲醇不易被人体吸收，长期积留在注射部位，会导致周围肌肉的坏死，严重者，甚至影响骨骼的发育——以上正是我走路爱“晃”及跑不好、跳不好的原因。

我的医生朋友很快在我的臀部扪到了那个肌肉硬块，并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早期发现，是可以通过手术或者康复手段治好的。

据说苯甲醇的副作用被发现之后，很快不再普遍使用。但是，我从网上看到，一直到了2005年，国家药监局才正式发文禁止苯甲醇作为青霉素溶剂注射使用。而一直到新世纪初，在不少农村地区还在用这种治疗方式。我想苯甲醇的副作用直到现在恐怕还鲜为人知，否则，作为一名做过多年医疗报道的记者，本人不至于到今天才发现这个影响我半生的秘密。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765

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小结节、甲状腺多发结节

甲状腺偶发结节多为超声或核素扫描等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的结节，老年人这种现象更为常见，有报道尸体检出率可达32.5%-49.5%。遗传、食物中碘含量等因素可能是发病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多在体检时意外发现，结节直径多数小于1cm。可伴有部分囊性变，常为多发结节。尽管这种结节有很高的发病率，但属于恶性变的比例少，多数不需要进一步做影像学检查或FNA检查，况且恶性变结节大多数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具有较好的预后。意外小结节首先采取保守治疗态度，尤其是结节小于1cm。因此，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超声等辅助检查提示可疑恶性结节的患者，如形状不规则或结节较大者，首先进行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来确诊，然后再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法。

甲状腺冷结节

80%-85%为冷结节，大部分为良性病变。而且结节有自行消退的趋势，同时结节小于1-2cm无明显自觉症状，只需简单的治疗随访，还可用甲状腺激素控制，但今年的随机研究认为无有益的作用。手术主要是对于结节增长速度快或有明显自觉症状者，术后结节复发率高，且术后用小剂量甲状腺激素也不能防止结节的复发。酒精介入疗法可使结节缩小，不良反应主要为局部疼痛。

情感DNA

• 人的特别在于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烙印，也许是幸福的童年、遭受过的挫折、接受的教育等等，每个人在整体上都只有一个精神、肉体上的DNA。它所包含的信息，不仅仅是Facebook上的个人经历，更多是一个情感上的重新编码。也许，有一天，人真的不会死去，因为当你查询这个唯一的代码时，跃然纸上的是全息的3D图像，而不仅仅是那个墓志铭。个人信息将全面脱离2D时代，我相信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 困难之处在于，只知道环境信息、教育信息，你无法推断一个人的情感认知及随后的动作行为。但正如方言是一个地区的共同语言一样，在相似环境下的人的大脑认知和行为模式倾向于近似，虽然有很多变量，但足以通过超级计算机的强大运算能力来代替。最大的难点是如何采集足够的信息，everyone is a liar，有意的或无意的，人总会撒谎。但大脑的记忆不会撒谎，如果创造出能够读取大脑记忆的芯片，我想人在电脑模拟方面的永生将指日可待。

• 作为生物学上的人类，最伟大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他人的互动。这种interaction促进了情感的交流、大脑皮层的发育、神经网络结构的交联。但我们往往忽视的是，大脑只对新鲜的刺激敏感，当这种刺激频繁地出现，大脑反应就会惰性化。换句话说，对很多事物的“感觉”、“感动”，往往也是唯一的，再出现一次，就不会那么感动了。但如果我们能将他人的经历转化为自我的认知，那将是认知上的一个飞跃，即所谓的感同身受。我相信，当这种转化不断强化，大脑会对更多的事物保持敏感和新鲜感，更有利地提高我们的人生体验。

Gtalk的使用方法

第一、Gtalk的登录
gtalk的登录方法可分两种，gmail邮箱中登录与客户端登录。
首先说邮箱登录，打开你的gmail邮箱，在邮箱底部有这么一行：
Gmail视图： 标准 | 打开聊天 | 关闭 Buzz | 较旧版本 | 基本 HTML 了解详情
点击打开聊天，这样你就打开了网页版gtalk。
再说客户端登录，需要安装一个gtalk客户端。推荐使用英文版1.0.0.104，密文传输，可单对单传文件，下载地址 http://dl.google.com/googletalk/googletalk-setup.exe 。登录名就是你的gmail，密码相同。

第二、加入Gtalk群
登陆了gtalk之后，你就可以加群了。
还是先说邮箱，你点击了打开聊天，然后看邮箱左侧的聊天栏，点击 添加联系人 ，在输入框中键入gtalk群地址powerby1984bbs@appspot.com，发送邀请函。此时群地址已经出现在你的联系人栏里。不过此时你还不能开始聊天，需要等鹳狸猿审核通过才算正式进入群。
在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个＋Add按钮，点击后在输入框键入gtalk群地址powerby1984bbs@appspot.com，→next→finish，然后默念春哥万岁就可以了。

第三、Change你的名字
在你刚进群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的显示是这样的一长串：ABCDEFG@gmail.com（@09e226471d887io25fa988a120589c），而你看到自己的昵称则是google账户设置中所设的昵称。不改名就相当于在裸奔，谁都能看到你的邮箱。修改名字的命令如下：
//nick 你的昵称 修改你的昵称，可以改多次，修改成功后会出现提示（建议改为twitter id，论坛id或者其他微博id）
//setid 你的fid 请务必改一下，否则会显示为很长的一段标识符。注意fid只能修改一次。建议尽量简短
注：gtalk群中的命令都是直接输入在聊天框里的
如果你的命令正确的话，会有回复信息显示NICK CHANGED! 以及FID CHANGED! 。如果没有，可能你的名字和别人撞车了，或者是命令打错了。这时候你可以尝试召唤NPC(liubinyan)。有时候NPC会出去打酱油，不过会有很多 伪NPC和红领巾出来帮助你。
当你改完名字后，别人看到你的显示就像这样：AAA(bbb)。括号里的就是你的fid。你还可以输入//iam命令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

第四、掌握群命令
GT群的命令是建立者自己写的，每个群可能都不尽相同，进来后可以先向老人要命令列表。本群的帮助命令是//help，可以查看所有的命令。不过要注意，给某人发私信的命令不是//m NickName Msg，而是//m fid Msg噢。
如果想暂时关掉该群，可以直接输入//stop，恢复输入//continue，或者在群窗口的右上角，下拉按钮里选择Go off the record，想恢复时选择Stop chatting off the record就可以了。

肘管综合症（cubital tunnel syndrome）

http://www.cosm.org.cn/cosm/ReadNews.asp?NewsID=454

典型症状：前臂和手内侧麻木、刺痛，手握力下降，晚期出现手掌肌肉萎缩，爪形指畸形。

发病机理：肘管是肘部的一个骨纤维管道，管道中有尺神经通过。任何原因造成肘管容积的减小，均可引起尺神经在肘管内受压或牵伸，从而引起手部肌肉萎缩无力及手尺侧麻木、疼痛，即肘管综合症。常见的病因为肘关节反复屈伸活动、肘外伤后畸形、先天性畸形、骨关节炎、结核、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诊断：
早期在屈肘时间过长后可出现前臂内侧、手内侧、第四、五指麻木、刺痛，晚期可出现尺神经支配肌肉无力、萎缩、爪形指、局部皮肤感觉障碍等；
肱骨内上髁压痛，尺神经沟处可触及增粗的神经，叩击尺神经可出现发麻、电击样感觉，并向小指放射（Tinel’征阳性）；屈肘试验、Froment试验阳性；
X片和CT检查可发现骨性异常，肌电图检查可发现尺神经卡压。

治疗：
休息、理疗、制动、口服非甾体抗炎药及神经营养药；
必要时选用局部封闭治疗；
保守治疗无效可采用手术治疗，以免进一步加重神经损伤。手术目的为解除神经卡压，手术方式包括粘连松解、尺神经前移、肱骨内上髁切除等。






　

肱骨外上髁炎（网球肘）

肱骨外上髁炎肱骨外上髁炎又称网球肘，是骨科的一种常见病。多见于35—50岁男性。中老年人也常患本病。疾病的本质是肱骨外上髁部伸肌总腱的慢性损伤性肌筋膜炎。.腕部持重或活动过度与发病有直接关系。但中老年人受凉也可诱发本病，不一定有明显损伤史。

1.发病机制

肱骨远端外侧的外上髁处是伸指、伸腕肌肉的附着点。手部用力及腕关节活动过度会损伤肌肉附着点，造成伸肌总腱的肌筋膜炎。该处有一根细小的血管神经束，从肌肉、肌腱深处发生，穿过肌膜或腱膜，最后穿过深筋膜，进入皮下组织。肌肉附着处的肌筋膜炎将造成该神经血管束的绞窄，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因素。

肱骨外上髁肌肉附着点受到暴力较大时可造成肌腱及筋膜撕裂，这也是引起疼痛的原因。损伤后可形成纤维增生和粘连。纤维粘连进而可刺激肘关节外侧的侧副韧带和环状韧带。损伤可反射性地造成肱桡关节滑膜炎。因此，肱骨外上髁炎不同病人损伤程度可能是不相同的，受累组织可能是广泛的。

肱骨外上髁炎发病与职业有关。不仅见于网球运动员，家庭妇女、木工、建筑工人等需手和腕反复用力劳动的职业易患此病。中老年人发病可能没有明确的损伤史。

2.临床表现

主要症状是肘关节外侧疼痛。起病缓慢，无急性损伤史。但劳累可诱发疼痛。如一次大量洗衣、拎重物等是中老年肱骨外上髁炎的常见诱因。疼痛为持续性，呈顿痛、酸痛或疲劳痛。疼痛可放射到前臂外侧。严重时握力下降，拧毛巾时疼痛尤甚，是该病的特点之一。

检查时局部无红肿，关节功能不受限。肱骨外上髁有局限性压痛。仔细检查可发现敏感的压痛点。

伸肌腱牵拉试验：肘伸直，握拳、屈腕。然后将前臂旋前，能诱发肘外侧剧痛者为阳性。肱骨外伤髁炎由于有肌筋膜炎，做该试验时疼痛明显。

X线片检查能排除感染、损伤、结核及肿瘤等疾病。

诊断要注意与颈椎病相鉴别。神经根型颈椎病可表现面上肢外侧疼痛，为放射性痛，手及前臂有感觉障碍区。无局限性压痛。有时，肱骨外上髁炎可被误诊为神经根型颈椎病，必然延误治疗。

3.治疗

多数病人经保守治疗可治愈。理疗、针灸均有一定疗效。醋酸氢化可的松痛点封闭效果较好，但要注意选好注射点，只有注射准确才能取得良好疗效。

因病人不同，组织损伤程度、范围也下同，少数病人用上述方法治疗效果不明显，此时，可手术冶疗。手术的目的是松解肱骨外上髁的纤维粘连，结扎从肌筋膜上穿出的血管神经束。

病人配合医生治疗也很重要。在治疗过程中，手及腕部要注意休息，减少在肱骨外上髁肌肉附着点肌腱、筋膜的张力，有助于保持疗效。

4.预防

肱骨外上髁炎的发病与慢性损伤有关，中老年人常常由于劳累引起。因此，劳动强度不宜过大。不要长时间拎重物行走。一次洗衣服不宜过多，防止肱骨外上髁肌筋膜劳损。

平时注意锻炼身体，主动活动上肢关节，增强肌力，有助于防止本病的发生。

“网球肘”的治疗与保养

“网球肘”是所有球拍运动中最常见的伤。其原因是很多控制手指，手腕和前臂运动的肌肉都附着在肘关节周围。出现后最好静养。理疗，针灸，外敷都会加快恢复。打封闭是用于没时间静养。职业选手有比赛，没办法才打。封闭针里主要是局部麻醉药和一点激素，前者止痛，后者促进愈合。但是难以治本。最终需要手术治疗。

预防和保护是最重要的。几个建议供参考：

1。上场之前充份活动各关节，打球之前要挥几分钟空拍，刚开始打球时要逐渐加力，特别是冬季天冷时。

2。加粗拍柄，拍柄(特别是亚洲型)太细，厂商出产的拍子总是出最细的，以便谁都能用。但肯定对于大部分球手它们太细。握紧时肘部肌肉负担过重。加粗后可以明显减轻肘部肌肉负担。

3。戴个护肘，就像戴护膝。

4。握拍要放松，击球时肘部不要过直。

5。逐步增加力量练习。

此外，肘疼往往是在突然加大运动量时出现，应避免打球时间突然加长。

手外科体检常规

手外科体检常规
耸肩: 斜方肌:耸肩观察皮纹
5: 耸肩抗阻力
4: 耸肩抗阻力弱,皮纹减少
3: 耸肩不能抗阻,皮纹消失
2: 耸肩不能完成,皮纹消失
1: 仅见肌肉收缩

肩外展:
冈上肌: 肩外展时观察冈上窝,以启动肩外展15度为主
三角肌: 肩外展时观察三角肌.

屈肘:
肱二头肌:前臂旋后屈肘
5:下垂抗阻力屈肘
3:肩关节外展90度,可屈肘到位
肱桡肌: 前臂旋前位屈肘

肩关节内收:
胸大肌:锁骨部:上臂前屈90度,内收肩关节
胸肋部:内收肩关节
背阔肌:内收肩关节,背后触摸
大圆肌:内收肩关节,背后触摸于背阔肌上方,肩胛下角外上方

伸肘:
肱三头肌:5:肩外展90度,前臂下垂,伸肘抗阻力
3:肩外展90度,前臂水平伸肘

屈腕:屈腕后,观察前臂掌侧面,由桡侧至尺侧分别为桡侧屈腕肌,掌长肌,尺侧屈腕肌

伸腕:伸腕后,观察前臂背侧面,有桡侧至尺侧分别为桡侧伸腕长,短肌,尺侧伸腕肌
观察桡侧伸腕长短肌是否萎缩,观察鼻烟窝是否变深,尺侧内陷

屈指:屈指浅肌:将其它手指伸直,屈曲被检手指的PIP关节
屈指深肌:固定每个手指的中节指骨,屈曲远节指骨

伸指:伸指总肌:伸腕位,观察伸掌指关节情况
骨间肌,蚓状肌:伸腕,伸掌指关节,观察伸指间关节的情况

伸拇:桡侧拇外展时,自桡侧至尺侧分别为拇长展肌,拇短伸肌,拇长伸肌
拇长展肌,拇短伸肌与拇长伸肌之间的间隙是鼻烟窝,之内行走桡动脉

屈拇:屈拇长肌:固定拇指近节指骨,屈曲远节指骨

拇对掌:拇指与2～5指掌骨相对
正常:拇指指腹对第5掌骨
轻限:拇指指腹对第4掌骨
中限:拇指指腹对第3掌骨
重限:拇指指腹对第2掌骨

对指: 指尖相对,指腹相对
10度分法:1:拇指与示指近节指骨侧捏
2:拇指与示指中节指骨侧捏
3:拇指与示指远节指骨侧捏
4:拇指与示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5:拇指与中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6:拇指与环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7:拇指与小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8:拇指与小指中节指骨指腹对捏
9:拇指与小指近节指骨指腹对捏
10:拇指与小指掌骨头指腹

大鱼际肌检查:
拇短展肌:拇指掌侧外展
拇对掌肌:拇指小指作对掌活动
拇短屈肌:屈拇指掌指关节
拇内收肌:拇内收至示指,注意保持拇指伸直防止拇长屈肌的影响.

特殊试验
TOS特殊检查
1, 肩外展试验(Wright test):被检查者坐位,挺胸,检查者扪及其腕部桡动脉后,令其
上肢外展90o～100o左右,前臂旋后,两手掌心朝向耳屏.加强试验:头颈转向对侧.在
上肢及头颈活动过程中记录桡动脉搏动的变化.如以桡动脉搏动减弱为阳性,该试验在
正常人群中阳性率高达84%,而桡动脉搏动消失仅占15%.该试验又称胸小肌试验,以
往认为肩外展时胸小肌被拉紧,腋动脉向上弯曲而受压,但我们在胸壁手术中发现部分
Wright试验阳性的原因是肩外展后喙锁韧带压迫腋动脉所致.
2, 斜角肌试验(Adson test):被检查者坐位,挺胸,上肢外展15o,后伸30o.检查者扪及
其腕部桡动脉搏动后,令其头颈过伸至不能再伸,并逐渐转向检查侧和对侧下颌向肩峰,
记录头颈活动过程中,桡动脉搏动出现的变化.向健侧旋转阳性,为中斜角肌卡压,向
患侧旋转阳性,为前斜角肌卡压.该试验亦以桡动脉搏动减弱和消失为阳性,正常人群
中阳性率为7%,而TOS患者中Adson试验阳性率亦仅占14.7%,因此,单独用该试验诊断
TOS是不够的,该试验的敏感性较低,而特异性较高,阳性几乎有肯定的价值,但发生率
太低,阴性并不能排除TOS.
3, 肋锁挤压试验(Eden test): 被检查者坐位,挺胸,肩外展15o.检查者下蹲,一手握住
检查侧的手,另一手扪其桡动脉搏动.沿被检查上肢的纵轴,逐渐加力牵引,并记录桡
动脉搏动的变化.在正常人群中,检查者用力牵引后,桡动脉搏动完全消失22%,显著
减弱37%.该项检查的最大缺点是结果随检查者的用力大小而改变.但我们仍认为该试
验的临床意义是阳性至少可以说明被检查者上肢带的韧带较松弛,拎重物时肋锁间隙容
易变小.
4, 上臂缺血试验(Roos test): 被检查者站立,挺胸,双臂外展90o,外旋位屈肘90o,掌
心对耳,双手握拳,然后5指全部伸直为1次动作,1次/秒,一直到手臂发酸不能坚持
时记下时间.该检查亦可被认为是活动的Wright试验. 在正常人群中调查100人,发现
Roose试验坚持最长者仅1.5min,而45s内被查者已不愿坚持者为67例,67%,22例确
诊为TOS的患者,18例在30～40s内已不能坚持.
5, 锁骨上叩击试验(Moslege test): 患者坐位,暴露颈部,检查者用中指反复叩击患者锁
骨上窝部,出现手麻或异样感觉为阳性.阳性的意义类似于 Tinel\'s 征,说明神经存在
脱髓鞘病变.该试验有假阳性,应两侧对比.TOS患者中阳性率达88.2%.
6, 锁骨上压迫试验: 被检查者坐位,挺胸,双上肢自然搁在自己大腿上,头偏向检查侧对
侧.检查者一手扪其腕部桡动脉搏动,另一手拇指压迫检查侧胸锁乳突肌后缘,压迫时
从锁骨上逐渐向上移动,然后从胸锁乳突肌后缘向斜方肌前缘逐渐向外侧移动,并记录
桡动脉搏动消失时距锁骨的最远点.测量该点距胸锁关节和锁骨的垂直距离.其阳性率
高达94%.检查到的压迫后桡动脉搏动消失的最高点在锁骨上7 cm,平均值左侧较右侧
为高,左侧为2.4 cm±1.7 cm,右侧为2.1 cm±1.1 cm,阳性压迫点距胸锁关节最远达
7.5 cm,平均 4.8 cm±1.1 cm.我们在手术中发现压迫锁骨上时是通过挤压前斜角肌阻
断了锁骨下动脉,临床上的压迫还隔着颈部脂肪和皮肤,所以阳性的高度要高一些.该
试验诊断TOS有一定意义,因锁骨下动脉的升高是压迫臂丛神经的原因之一,但更大的
意义是对腋部或近腋部的大血管损伤的紧急止血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上述5项对TOS
的特殊检查中,Wright试验动脉搏动消失,Roose试验时间<30s,肋锁挤压试验桡动脉>腕管综合征.
2. 腕背屈试验(Reverse Phalen 征): 双手伸指掌侧合拢,前臂于胸前呈直线.
如在1min内桡侧3个半指麻痛为强阳性,3min内麻痛为阳性.提示腕管综合征.

尺神经受压:
1. 屈肘试验: 将双侧肘关节主动屈曲到最大限度,很快引起患侧手尺侧发麻,疼痛或
感觉异常,为阳性.提示肘部尺神经卡压.这是由于最大屈肘时尺神经将受到较严
重牵拉,而诱发该体征.
2. Froment试验: 拇,示指用力相捏时,不能做成圆圈,而是方形,即拇指,指间关
节过伸,掌指关节屈曲,手指远指间关节过伸畸形,提示前骨间神经或尺神经卡压.
3. Wartenberg试验: 小指不能内收为阳性.提示尺神经损伤.
4. Fowler试验:爪形手畸形的患者,用手指压住近节指骨背侧,纠正掌指关节的过伸
畸形,爪形手消失,指间关节可伸直,此时该试验为阳性.意义在于行蚓状肌功能
重建时,可仅行掌侧关节囊紧缩术,而不必行肌腱固定于侧腱束上的动力型手术.
该试验用于尺神经损伤病人行爪形手畸形矫正的手术前检查.

桡神经卡压的检查
中指试验: 患者坐位,用力伸肘,平伸腕,平伸手指,检查者抓住中指突然向下屈,
引起肘部疼痛为阳性,提示骨间背神经卡压症或桡管综合征.

Tinel\'s sign 由远端向近端沿神经干叩击,一旦叩到某部位,该神经支配的皮肤有麻痛
或放射性疼痛,提示该神经已再生到这里.须注意:如系了解神经再生的情况,必须由远端
逐渐向近端叩击,如由近端向远端叩击,可能Tinel征要向远段延伸4～6 cm,可能更远.
这是由于以后的麻痛觉被再生远端的皮肤振荡所激发,是不准确的.在周围神经卡压的病人,
Tinel征的检查十分重要,不过主要是寻找Tinel征最明显处,应反复沿怀疑被卡压的神经
干远端向近端叩击,再从近端向远端叩击,Tinel征最明显处,即神经卡压的部位.

Horner\'s sign: 颈部交感神经链损伤,颈下交感神经节受损的表现,临床上症状有四方面:
眼裂变小,眼球凹陷,同侧面部出汗减少,瞳孔变小.前三种情况时间长后可以代偿,瞳孔
变小会遗留下来.提示近椎孔臂丛神经损伤.诊断节前损伤的可靠率85%以上.

Allen\'s test:握拳后,手部驱血,将尺,桡动脉按压后,手放松,此时手苍白.将其中一
根动脉放松观察手部充血情况.同样重复另一侧.判断手部血供的主要来源.

お酒のマメ知識

http://homepage3.nifty.com/jizake-ishizuka/page004.html

お酒といっしょに「お水」を飲むと非常に良い！

飲酒による身体への負担を軽減し、次の日に残らなくなります。

また、舌の味覚が鈍らないような効果もあります。

日本酒造組合中央会で正式名称ができました。「和(やわ)らぎ水」といいます。

是非、実践してください。

お酒の弱点って何？

第一にお酒（日本酒、焼酎、ビール、ワインなど全て）は、日光に非常に弱いのです。

お酒を、日光に、２～３時間当てただけで、本来の味わいは損なわれてしまいます。特に、日本酒の生酒は、わずかな時間でもダメ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紫外線によって、化学変化が起こりやすく、着色物質の反応を高めてしまうからです。

ビンの色によっても光に対する耐久性が変わります。黒ビン→茶ビン→緑ビン→青ビン→透明ビンの順に耐久度が下がります。

第二に、高温や温度変化に敏感に反応します。温度が高いとビン内対流を起こして品質変化（劣化）を促し、お酒に含まれているアミノ酸が変化して嫌な香りを発します。

第三に、振動にも弱いです。

このように、お酒（特に日本酒）は、とてもデリケートなのです。

ご家庭でのお酒の管理方法は？

上記でも述べたように、お酒はとてもデリケートです。

そのため保存管理は重要です。

ご家庭では、冷蔵庫で保管するのがベストです。ただし、1.8Lビンのように冷蔵庫に入れることが不可能な場合が多々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の場合は、ご家庭で、日光を遮断できる最も涼しい場所で保存してください。新聞紙で覆うと効果大！

なお、飲みかけで保存する場合は、キャップをきちっと閉めて空気が入ら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そしてできるだけ早く飲みきってください。

「日本酒は臭い」と嫌われる要因は、日本酒本来の酒質より、むしろ保存管理上の問題が大きく影響していることを留意してください。

日本酒の賞味期限？

日本酒の賞味期限を１年と決め付けていませんか。

次年度のお酒が出てくるから、それまでの期限と思い込んでいませんか。

基本的には、賞味期限はありません。しっかりとした保存管理をしていればいつまでも飲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食べ物と違って食中毒を起こすことはありません。飲みすぎによるアルコール中毒はありますが・・。

保存管理さえしっかりしていれば熟成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味が変化します。その変化を楽しむのも日本酒の醍醐味といえます。ただし、稀にかえって不味くなる場合もあります。その場合は飲み方を変えることによって解消され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いつも冷酒で飲んでいたものを燗酒で試してみるなどです。

まあ、一概に熟成といっても上手に熟成させるのは難しいので信頼できる酒販店を見つけて教えてもらうのが一番です。沢山飲み慣れることによって自分で判断ができるようにもなります。

日本酒の健康効果

１．日本酒には抗酸化作用をもつ物質が含まれていて、老化を防止します。

２．健忘症や痴呆症に効果がある、『ｓ－アデノシルメチオニン』という物質が豊富。

３．ストレス性潰瘍の発生抑制効果が、アルコール飲料の中で最も優れている。

４．癌発生を抑制します。

　※国立水俣病センターの報告によると、「日本酒をよく飲む地域では、ほかの地域に比べて肝硬変や肝臓癌による死亡率が低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しかし、飲みすぎが習慣になっている場合は、肝臓への負担を強い、逆に、癌発生を促進してしまいます。

５．酒粕には、食物繊維が豊富に含まれています。　

など、まだまだ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参考文献「うわさの名酒２００選」（講談社）

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3135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像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 “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摘自 胡平作品：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http://ww2.cs.mu.oz.au/~jhua/article/china_cynicism.pdf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http://www.face21cn.com/kexue/man/article_2008_11_23_1017.html 2008-11-23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经济观察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张轲风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的社会。 在专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 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的社会体制下，专的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http://zh.wikipedia.org/zh-cn/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由来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本案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所有的被害者在事后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所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事后，更有进者，被绑架的人质中有一名女职员克丽斯蕬汀(Christian)竟然爱上欧陆森并与他订婚^{[来源请求]}(Hubbard, 1986; McMains & Mullins, 1996)。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编辑]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 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 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 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 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 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 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编辑]进化和心理分析学的解释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Capture-bonding（英文）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编辑]电影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007》系列电影的第19集《纵横天下》（The World Is Not Enough），片中英国最大输油管公司“金恩企业”的总裁罗勃金恩遭恐怖份子杀害，007奉命调查，意外发现金恩总裁的女儿伊莉翠几年前曾遭同一个恐怖份子雷纳绑架过，但自行脱逃。雷纳打算要偷走钚元素以便炸毁油管，007发现后要阻止其阴谋，但伊莉翠因为被雷纳绑过，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而帮助恐怖份子，并阻挠007的行动。但最后007还是顺利完成任务阻止雷纳的计谋。

在日本电影《极盗狂热份子》中也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例子， 电影中的西山保（金城武饰）、藤本诚（安藤政信饰）和高村功（池内博之饰）三人为了梦想，需要一笔金钱，于是合谋械劫银行，但很快便被大批警察包围，于是他们胁持银行职员相田绿（深津绘里饰）等6人，后来甚至邀请他们加入成为同党，就像科幻动画《Space Travelers》内9名太空游侠一样。 银行内的人质原本都浑浑噩噩地过活，不过加入了西山保他们后，便有所改变，重新想生命的意义、忠于自己，够胆去做应当做的事，从而相田绿对藤本诚产生了爱慕之情。

参考书目

• 全嘉莉：《门诊室的春天—名医看电影》未来书城出版，ISBN 9867943244，台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