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
肘管综合症(cubital tunnel syndrome)
典型症状:前臂和手内侧麻木、刺痛,手握力下降,晚期出现手掌肌肉萎缩,爪形指畸形。
发病机理:肘管是肘部的一个骨纤维管道,管道中有尺神经通过。任何原因造成肘管容积的减小,均可引起尺神经在肘管内受压或牵伸,从而引起手部肌肉萎缩无力及手尺侧麻木、疼痛,即肘管综合症。常见的病因为肘关节反复屈伸活动、肘外伤后畸形、先天性畸形、骨关节炎、结核、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诊断:
早期在屈肘时间过长后可出现前臂内侧、手内侧、第四、五指麻木、刺痛,晚期可出现尺神经支配肌肉无力、萎缩、爪形指、局部皮肤感觉障碍等;
肱骨内上髁压痛,尺神经沟处可触及增粗的神经,叩击尺神经可出现发麻、电击样感觉,并向小指放射(Tinel’征阳性);屈肘试验、Froment试验阳性;
X片和CT检查可发现骨性异常,肌电图检查可发现尺神经卡压。
治疗:
休息、理疗、制动、口服非甾体抗炎药及神经营养药;
必要时选用局部封闭治疗;
保守治疗无效可采用手术治疗,以免进一步加重神经损伤。手术目的为解除神经卡压,手术方式包括粘连松解、尺神经前移、肱骨内上髁切除等。
肱骨外上髁炎(网球肘)
手外科体检常规
耸肩: 斜方肌:耸肩观察皮纹
5: 耸肩抗阻力
4: 耸肩抗阻力弱,皮纹减少
3: 耸肩不能抗阻,皮纹消失
2: 耸肩不能完成,皮纹消失
1: 仅见肌肉收缩
肩外展:
冈上肌: 肩外展时观察冈上窝,以启动肩外展15度为主
三角肌: 肩外展时观察三角肌.
屈肘:
肱二头肌:前臂旋后屈肘
5:下垂抗阻力屈肘
3:肩关节外展90度,可屈肘到位
肱桡肌: 前臂旋前位屈肘
肩关节内收:
胸大肌:锁骨部:上臂前屈90度,内收肩关节
胸肋部:内收肩关节
背阔肌:内收肩关节,背后触摸
大圆肌:内收肩关节,背后触摸于背阔肌上方,肩胛下角外上方
伸肘:
肱三头肌:5:肩外展90度,前臂下垂,伸肘抗阻力
3:肩外展90度,前臂水平伸肘
屈腕:屈腕后,观察前臂掌侧面,由桡侧至尺侧分别为桡侧屈腕肌,掌长肌,尺侧屈腕肌
伸腕:伸腕后,观察前臂背侧面,有桡侧至尺侧分别为桡侧伸腕长,短肌,尺侧伸腕肌
观察桡侧伸腕长短肌是否萎缩,观察鼻烟窝是否变深,尺侧内陷
屈指:屈指浅肌:将其它手指伸直,屈曲被检手指的PIP关节
屈指深肌:固定每个手指的中节指骨,屈曲远节指骨
伸指:伸指总肌:伸腕位,观察伸掌指关节情况
骨间肌,蚓状肌:伸腕,伸掌指关节,观察伸指间关节的情况
伸拇:桡侧拇外展时,自桡侧至尺侧分别为拇长展肌,拇短伸肌,拇长伸肌
拇长展肌,拇短伸肌与拇长伸肌之间的间隙是鼻烟窝,之内行走桡动脉
屈拇:屈拇长肌:固定拇指近节指骨,屈曲远节指骨
拇对掌:拇指与2~5指掌骨相对
正常:拇指指腹对第5掌骨
轻限:拇指指腹对第4掌骨
中限:拇指指腹对第3掌骨
重限:拇指指腹对第2掌骨
对指: 指尖相对,指腹相对
10度分法:1:拇指与示指近节指骨侧捏
2:拇指与示指中节指骨侧捏
3:拇指与示指远节指骨侧捏
4:拇指与示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5:拇指与中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6:拇指与环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7:拇指与小指远节指骨指腹对捏
8:拇指与小指中节指骨指腹对捏
9:拇指与小指近节指骨指腹对捏
10:拇指与小指掌骨头指腹
大鱼际肌检查:
拇短展肌:拇指掌侧外展
拇对掌肌:拇指小指作对掌活动
拇短屈肌:屈拇指掌指关节
拇内收肌:拇内收至示指,注意保持拇指伸直防止拇长屈肌的影响.
特殊试验
TOS特殊检查
1, 肩外展试验(Wright test):被检查者坐位,挺胸,检查者扪及其腕部桡动脉后,令其
上肢外展90o~100o左右,前臂旋后,两手掌心朝向耳屏.加强试验:头颈转向对侧.在
上肢及头颈活动过程中记录桡动脉搏动的变化.如以桡动脉搏动减弱为阳性,该试验在
正常人群中阳性率高达84%,而桡动脉搏动消失仅占15%.该试验又称胸小肌试验,以
往认为肩外展时胸小肌被拉紧,腋动脉向上弯曲而受压,但我们在胸壁手术中发现部分
Wright试验阳性的原因是肩外展后喙锁韧带压迫腋动脉所致.
2, 斜角肌试验(Adson test):被检查者坐位,挺胸,上肢外展15o,后伸30o.检查者扪及
其腕部桡动脉搏动后,令其头颈过伸至不能再伸,并逐渐转向检查侧和对侧下颌向肩峰,
记录头颈活动过程中,桡动脉搏动出现的变化.向健侧旋转阳性,为中斜角肌卡压,向
患侧旋转阳性,为前斜角肌卡压.该试验亦以桡动脉搏动减弱和消失为阳性,正常人群
中阳性率为7%,而TOS患者中Adson试验阳性率亦仅占14.7%,因此,单独用该试验诊断
TOS是不够的,该试验的敏感性较低,而特异性较高,阳性几乎有肯定的价值,但发生率
太低,阴性并不能排除TOS.
3, 肋锁挤压试验(Eden test): 被检查者坐位,挺胸,肩外展15o.检查者下蹲,一手握住
检查侧的手,另一手扪其桡动脉搏动.沿被检查上肢的纵轴,逐渐加力牵引,并记录桡
动脉搏动的变化.在正常人群中,检查者用力牵引后,桡动脉搏动完全消失22%,显著
减弱37%.该项检查的最大缺点是结果随检查者的用力大小而改变.但我们仍认为该试
验的临床意义是阳性至少可以说明被检查者上肢带的韧带较松弛,拎重物时肋锁间隙容
易变小.
4, 上臂缺血试验(Roos test): 被检查者站立,挺胸,双臂外展90o,外旋位屈肘90o,掌
心对耳,双手握拳,然后5指全部伸直为1次动作,1次/秒,一直到手臂发酸不能坚持
时记下时间.该检查亦可被认为是活动的Wright试验. 在正常人群中调查100人,发现
Roose试验坚持最长者仅1.5min,而45s内被查者已不愿坚持者为67例,67%,22例确
诊为TOS的患者,18例在30~40s内已不能坚持.
5, 锁骨上叩击试验(Moslege test): 患者坐位,暴露颈部,检查者用中指反复叩击患者锁
骨上窝部,出现手麻或异样感觉为阳性.阳性的意义类似于 Tinel\'s 征,说明神经存在
脱髓鞘病变.该试验有假阳性,应两侧对比.TOS患者中阳性率达88.2%.
6, 锁骨上压迫试验: 被检查者坐位,挺胸,双上肢自然搁在自己大腿上,头偏向检查侧对
侧.检查者一手扪其腕部桡动脉搏动,另一手拇指压迫检查侧胸锁乳突肌后缘,压迫时
从锁骨上逐渐向上移动,然后从胸锁乳突肌后缘向斜方肌前缘逐渐向外侧移动,并记录
桡动脉搏动消失时距锁骨的最远点.测量该点距胸锁关节和锁骨的垂直距离.其阳性率
高达94%.检查到的压迫后桡动脉搏动消失的最高点在锁骨上7 cm,平均值左侧较右侧
为高,左侧为2.4 cm±1.7 cm,右侧为2.1 cm±1.1 cm,阳性压迫点距胸锁关节最远达
7.5 cm,平均 4.8 cm±1.1 cm.我们在手术中发现压迫锁骨上时是通过挤压前斜角肌阻
断了锁骨下动脉,临床上的压迫还隔着颈部脂肪和皮肤,所以阳性的高度要高一些.该
试验诊断TOS有一定意义,因锁骨下动脉的升高是压迫臂丛神经的原因之一,但更大的
意义是对腋部或近腋部的大血管损伤的紧急止血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上述5项对TOS
的特殊检查中,Wright试验动脉搏动消失,Roose试验时间<30s,肋锁挤压试验桡动脉>腕管综合征.
2. 腕背屈试验(Reverse Phalen 征): 双手伸指掌侧合拢,前臂于胸前呈直线.
如在1min内桡侧3个半指麻痛为强阳性,3min内麻痛为阳性.提示腕管综合征.
尺神经受压:
1. 屈肘试验: 将双侧肘关节主动屈曲到最大限度,很快引起患侧手尺侧发麻,疼痛或
感觉异常,为阳性.提示肘部尺神经卡压.这是由于最大屈肘时尺神经将受到较严
重牵拉,而诱发该体征.
2. Froment试验: 拇,示指用力相捏时,不能做成圆圈,而是方形,即拇指,指间关
节过伸,掌指关节屈曲,手指远指间关节过伸畸形,提示前骨间神经或尺神经卡压.
3. Wartenberg试验: 小指不能内收为阳性.提示尺神经损伤.
4. Fowler试验:爪形手畸形的患者,用手指压住近节指骨背侧,纠正掌指关节的过伸
畸形,爪形手消失,指间关节可伸直,此时该试验为阳性.意义在于行蚓状肌功能
重建时,可仅行掌侧关节囊紧缩术,而不必行肌腱固定于侧腱束上的动力型手术.
该试验用于尺神经损伤病人行爪形手畸形矫正的手术前检查.
桡神经卡压的检查
中指试验: 患者坐位,用力伸肘,平伸腕,平伸手指,检查者抓住中指突然向下屈,
引起肘部疼痛为阳性,提示骨间背神经卡压症或桡管综合征.
Tinel\'s sign 由远端向近端沿神经干叩击,一旦叩到某部位,该神经支配的皮肤有麻痛
或放射性疼痛,提示该神经已再生到这里.须注意:如系了解神经再生的情况,必须由远端
逐渐向近端叩击,如由近端向远端叩击,可能Tinel征要向远段延伸4~6 cm,可能更远.
这是由于以后的麻痛觉被再生远端的皮肤振荡所激发,是不准确的.在周围神经卡压的病人,
Tinel征的检查十分重要,不过主要是寻找Tinel征最明显处,应反复沿怀疑被卡压的神经
干远端向近端叩击,再从近端向远端叩击,Tinel征最明显处,即神经卡压的部位.
Horner\'s sign: 颈部交感神经链损伤,颈下交感神经节受损的表现,临床上症状有四方面:
眼裂变小,眼球凹陷,同侧面部出汗减少,瞳孔变小.前三种情况时间长后可以代偿,瞳孔
变小会遗留下来.提示近椎孔臂丛神经损伤.诊断节前损伤的可靠率85%以上.
Allen\'s test:握拳后,手部驱血,将尺,桡动脉按压后,手放松,此时手苍白.将其中一
根动脉放松观察手部充血情况.同样重复另一侧.判断手部血供的主要来源.
お酒のマメ知識
2010年5月11日星期二
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3135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像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 “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http://www.face21cn.com/kexue/man/article_2008_11_23_1017.html2008-11-23 |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 经济观察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张轲风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的社会。 在专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 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的社会体制下,专的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由来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本案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所有的被害者在事后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所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事后,更有进者,被绑架的人质中有一名女职员克丽斯蕬汀(Christian)竟然爱上欧陆森并与他订婚[来源请求](Hubbard, 1986; McMains & Mullins, 1996)。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编辑]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 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 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 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 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 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 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编辑]进化和心理分析学的解释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Capture-bonding(英文)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编辑]电影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007》系列电影的第19集《纵横天下》(The World Is Not Enough),片中英国最大输油管公司“金恩企业”的总裁罗勃金恩遭恐怖份子杀害,007奉命调查,意外发现金恩总裁的女儿伊莉翠几年前曾遭同一个恐怖份子雷纳绑架过,但自行脱逃。雷纳打算要偷走钚元素以便炸毁油管,007发现后要阻止其阴谋,但伊莉翠因为被雷纳绑过,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而帮助恐怖份子,并阻挠007的行动。但最后007还是顺利完成任务阻止雷纳的计谋。
在日本电影《极盗狂热份子》中也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例子, 电影中的西山保(金城武饰)、藤本诚(安藤政信饰)和高村功(池内博之饰)三人为了梦想,需要一笔金钱,于是合谋械劫银行,但很快便被大批警察包围,于是他们胁持银行职员相田绿(深津绘里饰)等6人,后来甚至邀请他们加入成为同党,就像科幻动画《Space Travelers》内9名太空游侠一样。 银行内的人质原本都浑浑噩噩地过活,不过加入了西山保他们后,便有所改变,重新想生命的意义、忠于自己,够胆去做应当做的事,从而相田绿对藤本诚产生了爱慕之情。
参考书目
- 全嘉莉:《门诊室的春天—名医看电影》未来书城出版,ISBN 9867943244,台湾,2002年